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出土的部分植物種子。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出土的大鼎。

浙江仙居下湯遺址出土的上山文化典型器物。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大型貴族墓M2401出土的馬轡飾。

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楊家灣M17出土的銅帶鋬觚形器。

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出土的石膏大佛臉。

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封泥。 　　本版配圖除署名外均由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活動辦公室提供

　　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日前在北京揭曉。按年代早晚排序，入選項目為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浙江仙居下湯遺址、甘肅臨洮寺洼遺址、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陜西寶雞周原遺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這些項目涵蓋了人類起源、農業起源、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過程、夏商周考古、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佛教考古等多個領域，進一步實證中華文明突出特性。

　　除了上述10個項目，另有吉林和龍大洞遺址、內蒙古敖漢旗元寶山積石冢等10個項目入圍終評。“其實，20個項目都很重要，評選起來也很糾結。”這是不少評審專家的感慨，也從側面印證了過去一年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表示，這些項目不僅類型豐富多樣、分布地域廣，而且多學科綜合研究不斷深入。

　　

　　多項發現刷新認知

　　無論是項目負責人的匯報，還是專家點評，“刷新認知”都是一個高頻詞。

　　東亞現代人的由來是學術界與公眾聚焦的熱點問題，以四川省資陽市濛溪河遺址為代表的濛溪河遺址群，就為揭開這個謎題提供了系統性全新證據。

　　初步測年顯示，濛溪河遺址群第一地點（即濛溪河遺址）距今8萬年至6萬年，正處于早期現代人演化的關鍵階段。特殊的飽水環境難能可貴地保存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信息，是國際罕見的同時包含豐富石器與動植物遺存的“百科全書”式遺址，是舊石器時代中期唯一發現豐富植物遺存的遺址。

　　“濛溪河遺址首次揭示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的采集經濟和對植物資源的認知和利用能力，結合豐富的動物遺存及考古遺址中最早發現的核桃、橡子、花椒等多樣的植物遺存系統展現了早期現代人的完整‘食譜’。”項目負責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長鄭喆軒說，“此外，石器、骨頭及木頭上多樣的刻劃和穿孔是東亞首次集中性、系統性出現的早期象征性行為證據，結合動植物等其他發現和利用證據，展現了東亞早期現代人意識及社會行為的復雜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表示，遺址的發現填補了很多空白，對研究東亞現代人起源、演化，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是一個“世界級的發現”。

　　位于浙江省臺州市仙居縣的下湯遺址，為一處重要的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是我國南方早期稻作農業社會對1萬年文化史的重要實證。考古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后下湯遺址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臺地、外圍人工土臺、環壕的三重聚落結構及其動態發展過程。遺跡現象豐富完備，包括環壕、人工土臺、器物坑、灰坑、房址、墓葬、食物加工場、道路等，初步勾勒了下湯遠古村落的生活圖景。

　　“中心臺地與外圍人工土臺的關系體現了向心式的社會結構，各土臺可能對應于基本的社會組織單元，這是新石器早期社會結構的重大突破，而高等級墓葬的出現，表明距今8600年前后長江下游地區社會開始分化，刷新了對早期社會進程的認知。此外，遺址發現的大量器物坑，為了解南方早期稻作農業社會的人類行為觀念提供了關鍵材料。”項目負責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仲召兵說。

　　在陳星燦看來，下湯遺址考古發現全景式地呈現了早期農業社會的聚落形態和聚落結構，為研究我國南方地區早期稻作農業社會提供了一個重要樣本。

　　武王墩一號墓的考古成果一直為公眾所關注。北京聯合大學校長、教授雷興山在點評該項目時，用“江淮遺珍，楚風絕唱”來描述。“武王墩一號墓考古發現，為研究楚文化政治格局、禮制變遷與藝術成就樹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標桿，不僅改寫了楚文化研究的時空框架，更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提供了江淮流域的璀璨實證。”雷興山說。

　　據項目負責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宮希成介紹，經過近五年的考古勘探、發掘、整理、研究，結合文獻史料綜合分析，武王墩一號墓墓主人是《史記·楚世家》中記載的楚考烈王“熊元”，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時空坐標。

　　老遺址“結出新果”

　　在入選項目中，老遺址占比不低。陳星燦用“老樹結新果”來描述其考古新發現，“考古是科學工作，不是一錘子買賣，需要持續開展工作。我們看到的是近幾年工作的成果，其實是長期考古工作的一個結果”。

　　甘肅臨洮寺洼遺址就是其中之一。據項目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郭志委介紹，1924年，安特生首次發現該遺址，1945年夏鼐在此開展考古發掘。2018年至202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遺址開展7次發掘，揭露面積近4000平方米，發現并發掘出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經過多年考古工作，該遺址在多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首次發現史前時期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壕（溝）”；首次發現馬家窯文化大規模制陶區；首次發現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大型聚落；首次確認馬家窯文化高等級、中心性聚落。

　　陳星燦點評表示，上述發現展現了4800年前黃土高原西部早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顯了黃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新高度，填補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黃河上游核心腹地關鍵時期的空白，成為認識黃河上游早期文明進程的新起點。“寺洼遺址的重要性正是通過持續性的考古工作揭示出來的。”

　　陜西寶雞周原遺址也是一處老遺址，其考古工作肇始于1942年，幾代考古人接續探索，逐步揭開遺址的神秘面紗。“近年來，周原考古隊把探索城垣結構、道路網絡、池渠水系、建筑群落作為田野考古的‘金鑰匙’與‘總開關’。通過‘大范圍追蹤性鉆探’與‘重點部位針對性發掘’，實現了聚落考古的重要突破。” 項目負責人、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種建榮說。

　　王巍表示，正是清晰的工作理念，實現了考古工作的“開花結果”。周原遺址取得的一系列考古成果包括：完整揭露2座先周與1座戰國時期大型夯土建筑，可確認周原遺址是先周都邑；發現了建造于不同時期的3座西周城垣；完整揭露了大城東門和宮城南門；發現一批西周甲骨文，在甲骨形制、年代、刻辭內容等方面多有新見，是研究西周甲骨學與西周歷史的罕見出土文獻。

　　陳星燦也表示，周原遺址于上世紀40年代開始調查發現，70年代發掘研究，過去發現了大量的西周遺跡，但是零散不成系統。“現在有了新理念、新技術，賦能老遺址的持續發掘，可謂綱舉目張，把過去的重要發現也帶動起來了。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近年來的收獲也是持續性考古工作的結果。”

　　多學科合作不斷深入

　　在此次終評會上，多學科合作幾乎成了項目匯報的“標配”。正如王巍所說：“每個項目都不僅是考古發掘，還動用了各種研究手段和方法，多學科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盤龍城遺址為商代早期的一處大型城市聚落，文化面貌屬于中原文化系統，是探索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的關鍵遺址。

　　據項目負責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孫卓介紹，在遺址發掘過程中，搭建了水上平臺，對盤龍城遺址周邊水域進行水下鉆探，在淤泥層下發現文化堆積的跡象。同時，進一步對湖底鉆芯做了植硅體、孢粉等多學科分析，確認商時期周邊水下處于陸地的環境。“盤龍城遺址景觀與環境研究，從考古學證據揭示出江漢地區夏商時期水位變化趨勢，為認識歷史上長江水文變化、古今聚落選址提供了重要資料。”孫卓說。

　　琉璃河遺址是目前發掘時間最長、面積最大、內涵最豐富的西周封國遺址，是西周分封制最有力的見證。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館員王晶在進行項目匯報時，介紹了如何通過多學科復原古代家族關系——通過人類全基因組測序，在城北平民墓地中辨識出一組四代家族樹，判斷該墓地的家族關系是以父系遺傳為紐帶，并且存在近親結婚的現象。

　　雷興山表示，這是國內首次在商周考古領域重建的家族樹，為研究商周考古所關心的墓葬排列方式、組織結構提供了新的技術路線，是研究古代家族關系、社會結構的重大突破，開啟了考古研究的新范式、新領域。

　　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考古工作結合多學科研究，在古DNA、古人類學、動植物考古、環境考古等方面實現了全方位的突破。揭示了人類在海拔4400米以上的生態位活動的高原適應性、復雜性和連續性。

　　“多學科交叉工作模式，為全面、立體地認識遺址文化、理解高原人類適應演化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視角和方法。”項目負責人、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夏格旺堆說。

　　邊疆考古表現突出

　　在點評十大考古新發現時，專家們認為邊疆考古表現突出，入選的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和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實證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

　　瑪不錯遺址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序列最清晰、自身文化特色鮮明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湖濱遺址。據夏格旺堆介紹，遺址地處喜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4410米至4430米，聚落演變脈絡清晰，各時期的聚落布局和遺跡類型自有特點，不僅填補了高海拔新石器時代人類生存策略研究的空白，同時也為西藏新石器階段聚落考古與社會研究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豐富的一批資料。

　　“瑪不錯遺址的發掘和發現，不僅對西藏考古，對世界范圍內認識和理解高原人類適應演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王巍說。

　　河泊所遺址地處滇池盆地最肥沃的東南湖濱沖積平原，東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僅700米，是云南高原已知規模最大、延續時間較長、文化內涵較豐富的商周至漢晉時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

　　據項目負責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介紹，經考古發掘，目前在河泊所遺址西部已發現居住區、祭祀區、手工業區等多種功能分區，文化面貌與石寨山文化關系密切，該區域極有可能是古滇國的都邑。而在河泊所遺址東部（現上蒜第一小學地點）則發現了漢代益州郡郡治的線索。

　　“在河泊所遺址，發現封泥2000余枚，簡牘5萬多枚，是云南迄今發掘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出土文獻。簡牘內容包括文告、官方往來文書等，涉及政區建制、職官制度等。這些資料實證了‘西漢置益州郡’‘領二十四縣’等歷史史實。”蔣志龍說。

　　四川大學教授霍巍表示，河泊所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是實證西南邊疆從“多元”融入中華文明“一體”格局歷史過程的難能可貴的材料。

　　莫爾寺遺址經過6年持續發掘，清理出大規模寺院建筑群，出土了極具特色的石膏佛教造像、銅錢及石、陶、木、絲織品等大量遺物，系統地揭示了寺院建筑構成，主要建筑的形制結構和功能性質，以及寺院布局變遷，厘清了遺址的興衰歷程。

　　項目負責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肖小勇介紹，遺址地處絲綢之路南北兩道交匯處，佛教東傳我國第一站，地理位置重要。考古發掘和研究表明，莫爾寺遺址始建于公元1世紀，廢棄于9世紀末10世紀初，延續約900年，實證了多元宗教并存和中央王朝對西域的有效治理。

　　霍巍表示，莫爾寺遺址考古發現為佛教中國化進程，提供了非常鮮活的材料，印證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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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圍項目同樣精彩

　　除了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10個項目，另有吉林和龍大洞遺址、內蒙古敖漢旗元寶山積石冢、山西沁水八里坪遺址、山東青島瑯琊臺遺址、河北臨漳鄴城遺址東魏北齊宮城區、河南開封北宋東京城景龍門遺址、重慶合川釣魚城加擔土遺址、黑龍江阿城金上京遺址、寧夏賀蘭蘇峪口瓷窯址、江西景德鎮元明清制瓷業遺址群10個項目入圍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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